需要指出的是，在法院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受到《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47]但最高法院《行诉解释》（2018）第90条第2款却把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毫无例外地排除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适用之外，这样的规定可能难以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比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35条，对异地公安机关提出协助调查、执行强制措施等协作请求，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无条件予以配合，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4应松年:《〈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关于代履行费，《行政强制法》第50条规定征收的前提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第三，一般认为，个别受益中的个别是指非全民性。比如《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授予许可证可以收取工本费，一般的流程都是先缴费再领证照，否则就可能担心当事人领了证照后逃费。17[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从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及行政收费的行政诉讼来看，绝大多数法院只审查该收费项目是否有文件的依据以及是否依照文件的规定来征收，而对文件本身所规定的收费理由和标准缺乏审查。
要杜绝行政收费的乱象，除了对其法律依据进行统一外，还要厘清行政收费的理由和标准，从而防止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16李建良:《违规车辆拖吊及保管之法律问题——兼论行政强制执行基本体系之再构成及其相关问题》，载《政大法学评论》总第53期，1995年版。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公约，即保护移民的最低标准，其中一些标准比现有的立法和实践、国家和国际水平更为严格，而另一些则比现有的立法和实践更为薄弱。
或以为，只要是权利，就属于社会规范的领域，就理所当然地是社会关系中的概念，因此，它体现着社会主体交往中的自觉性，进而无论什么状态的权利，说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事实，这是令人难以领会的。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属性之判断？众所周知，自发性与自觉性是分别描述客观世界的规定性和人类主观世界的规定性及其关系的两个概念。理解新型权利应坚持内、外两种不同视角及与之相关的两种基础理念：一是(规范)内部的视角——教义学基础。这就是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排他原则。
在判例法制度下，司法不仅裁判个案，而且负有对后来者创造先例的义务。法律何以对这种事实关照不够？原因可能是多样的。
在成文法国家，司法纵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也必须遵循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执业操守。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社会关系规定性的复写，而只能是按照某种价值原则和程序规定，所生成的人们必须遵循的成型的、确定的、统一的规 则。笔者当年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曾给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布置任务，要求其对新兴权利问题予以格外关注，缘由在于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迅猛变革的时代，也是因新生社会关系内在的权利义务之规定和裂变，而不断诱致权利要求呈现的时代。无论何种情形，都体现着权利成长的一般逻辑——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变化，必然内含主体权利需要及主张的变化。
倘若制定法已经有完备无遗的相关权利之规定，那么，司法在裁判中就只需守成法律规定即可。这其中，新型权利是根据什么事实产生的？新型权利是如何取得可接受效果的？新型权利又是如何创造新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秩序的？这是我在下文中拟重点探究的话题。既往社会事实在现今社会的活动性，业已表明它存在着在人们交往行为中分配权利义务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即使现有的法律未将其纳入调整范围，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法律调整的必要。在精神成本上，一项有关新型权利的立法一旦因为调整不能、运行不开而导致其成为僵尸法律时，不仅会导致人们对立法者的失望，也会导致人们对整个法律和法治的失望。
首先，既往社会事实一般都是业已成熟的、定型的，而新生社会事实未必一定是成熟的和定型了的。尽管观念、主体、行为以及反馈皆生自于法律规范的规定，一旦当其从规范转型为具体的观念、主体、行为和监督时，就意味着作为规范的法律已然在构建社会，使源自社会的规范反作用于社会，从而得以再社会化。
所以，当人们谈论法制和法治这些概念，而不是仅仅谈论法律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法律被还原到社会，并创造以法律为根据的社会，这即是法律(新型权利)的再社会化。这种事实本身也具有自发倾向——所谓自发倾向，是指无须人们刻意的主观加工，也无须人们专门去做选择，自然属性所蕴含的自发性倾向，必然会使其呈现出来。
可见，司法本身天然地倾向于以法律为准则的内在视角，这就是司法的保守性——守法主义(司法守成主义)。这也明显不同于立法中新型权利的生成机制——它必须是立法者在严格的辩论、商谈基础上生成的，故更能彰显立法者的集体性。故通过行政以确立和保障新型权利，殊难实现，也不具有可普遍化的机制。在法律未对其规范时，它总是以习惯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即使在当今时代的世俗世界，在有些地方和族群中，仍然存在着神判现象。正是这些观念以及法律运行中与这些观念的相互印证，才导致作为法定权利的新型权利能普遍化地展开为人们交往行为中构造秩序的实践活动。
在这两个意义上讲，新生社会事实需要法律调整的必要性更为强烈：一方面，从其向前看的意义上，这种社会事实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司法所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时，只能针对法律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其习惯尚不成熟的视角看，更需要立法者或司法者出面，深入研习、探究、判断相关社会事实及其规定性，做出具有创制意义的普遍规范。固然，新生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是立法吸纳新型权利的主要场域，但即使一种古老的交往关系，只要其中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前没被法律所关注，从而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但现在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全体国民的重要性，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也属于新型权利——因为毕竟在既往的法律中，它没被吸纳、赋予为人们的法定权利。
只要这些不同类型的主体，能够将其意志和精神价值选择制定为规则，并推向社会，成为人们所接受的法律，那么，它就实现了其意志和精神价值的规范表达。但另一方面，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者的这种努力，在内在视角一心一用、深耕、强化法学研究的同时，并没有阻挡住人们在外部视角研究法律问题的兴趣。
再一方面，立法是一项无论物质成本、社会成本还是人们精神(情感)成本都相当高昂的工作。因此，这里拟继续探究的有如下三个问题：内在视角的新型权利规范通向社会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纸面的新型权利如何被普遍化或实践化？新型权利如何还原到社会，从而再社会化？ 第一，新型权利通向社会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任何法律的目的，都不以规范内部的游戏为目的，即便规范内部的游戏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但它也只是实现法律目的的手段。由此不难领会新兴权利之属性的自发性特征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修辞，其接受也表现在法律文本和法律运用的关系中间，从而进一步体现为立法者和法律运用者之间的修辞关系。
当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一事实出现时，打破丛林法则，主张商品(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也不难领会，当一位死刑囚犯和他的妻子两人感情如胶似漆，都想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留下其骨血，并因此提出请求，更是人之常情上述种种，皆可谓自发性的自然权利。这种情形，在君主决断型立法中，常常体现为朕即法律(尽管在君主制时代，针对立法的争议和妥协也在所难免)。
3.内在视角(2)：裁判基础——司法吸纳。不过无论如何，自此以来，奠定在内部视角的法律教义学，不但为法学研究凿出了专业槽，而且在这一专业槽内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法学研究之正宗，而溢出这一专业槽法学研究，尽管也在不同视角上丰富着法学研究的内涵和成果，但也被公认为是法学研究中的外部问题，甚至于是法学研究的旁支，因之，入不了主流，无以做正宗。
特别是当新兴权利之事实和主张间明显对立，难以协调时，必须通过公共主体——无论是社会性的公共主体，还是国家权力主体，并运用法定的或商定的，人们可接受的权力予以决断。事实上，作为法定权利的新型权利，是立(司)法者权衡、妥协或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其保有开放，才能在条件许可时，更有效地增加其价值包容性，扩大其价值辐射面，补强其价值说服力。
我们知道，立法每每解决的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整体性、全局性和一般性的事务。当然，这样说决不是说作为新型权利的法定权利就是立法者的恣意妄为。在有些学者看来，纸面上的法律不过是应然的，它可能会普遍化地导向实践的实然，也可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化为行动中的法或者活法。他们必须在矛盾的事实中选取能够尽量减少或平息矛盾的规则。
国际人权公约（译者注）的起草也不例外。那些对立的权利主张，能否成为新型权利，并引导人们交往之预期，不经过立法的程序过滤——包括立法过程中草案的提出，对草案的反复讨论、辩驳、商谈、妥协，草案的修正以及对它的再讨论、再辩驳、再商谈、再妥协，草案的通过(或如西方立法程序那样，奉行严谨和严格的三读程序)等，就不能界定。
新型权利尽管是立(司)法者主观决断的产物，但立(司)法者的主观决断又不是凭空进行的。法律对它的放任自流，不过是其自我减损调整范围，并削弱藉此而构造社会秩序的功能而已。
因此，只有当法律的读者接受法律规范时，法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因之，在司法的纠纷解决中更容易且便于观察一种社会关系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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